第113期

祖師和祖庭的出現，是漢傳佛教宗派成立和認同的重要標誌，禪宗因其法脈眾多，傳法世系複雜，導致其在祖庭認定和定位上的問題最多。
　　在禪宗的演進過程中，被佛教史所承認的祖師共有六位，與之相應的祖庭亦有六座，六座禪宗祖庭雖在歷史上各自扮演重要節點，但以韶州南華寺最為特殊。南華寺不僅是惠能長期駐錫及創立南宗之地，也是六祖真身歸所，在禪宗的歷史發展中無疑具有關鍵影響，中唐以後，從帝王到士大夫、民間社會各階層更普遍以南華寺作為禪宗的主要祖庭。
　　筆者以為，某座寺院究竟能否被稱為祖庭，應綜合考量該寺院是否在宗派形成過程中發揮其關鍵作用，及其祖庭地位是否獲得社會各界公認等方面。衡諸南華寺相關傳世文獻及其在禪宗發展史上的作用影響、社會各階層對南華寺地位的公共認定等，南華寺實應被視為禪宗最具代表性的祖庭。

人的一生是社會化的過程，透過社會關係展開人際互動，並在尋求認同中獲致安全的歸屬感受，以作為自我實現的重要策略。傳統華人社會在儒家思想「親疏」、「尊卑」的底蘊中，重視家庭關係並推崇仁愛孝道，推己及人以至在社會生活中實踐禮敬忠信，於此逐漸建立了人我關係的主流模式，乃持續影響至今。未料性騷擾及霸凌風波在各界漫延擴散，充斥在人際關係中因「順服權勢」而「不敢發聲」、「界限不清」而「無意冒犯」，均喪失了同理與尊重的美好人性價值。是以，檢視儒家思想所建構的「人際關係」，是否有更深入理解的可能性？是否有其理論的限制性？為解決問題的重要切入點。至於道家思想不從「人我關係」著手以解決社會問題，更無視於「家庭關係」的價值建構；反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視「天人關係」為最純粹的「親密關係」，試圖將關係範圍擴展至天道的自然場域，反而提供了另一種觀看視野。本研究首先探析儒道兩家思想對於內在安全感受來源的差異性，其次論述儒家思想如何藉由各種「關係模式」，以釐清其「人際界限」；最後欲由道家思想延展「心理界限」的可能性中，期待化解人際往來的關係糾結，進而打造具有韌性的情感連結，以建構健康的和諧關係。

中華傳統社會體系裡切要的人倫觀，完備於儒家思想的發展，在東周禮崩樂壞、宗法動搖之時，先秦儒家人物孔子、孟子對人倫觀的樹立有諸多的闡述及貢獻，這可視作儒家「人倫觀」的第一線脈絡「人倫之分」，對此本文主要從父子關係、君臣關係進行探討。宋代時期，佛教思想普及民間，男僧女尼的現象和佛家出世思想衝擊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婚嫁禮俗，朱熹站在儒家立場，對佛教加以批評，對儒家人倫觀再行強調和重申，這可視作儒家「人倫觀」的第二線脈絡「人倫之存」。孔孟的「人倫之分」乃系對人倫觀從定義、界定上進行區分，並說解倫理關係的分際。朱熹的「人倫之存」，則是針對佛教的「絕人倫」、「滅人倫」，申明的是儒家「人倫觀」的維護。此二線脈絡在儒家人倫觀的建構和運用上，實為饒富意義的思想議題。

滕近輝在《寫給信仰的追尋者》一書中展示了華人基督教實踐本色化福音的重要性。他的思想進路注重保持福音主義的同時，使其在本地場景中具有說服力。本文探討他將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及現代科學的結合，通過護教學護教學之證據派的方法，證明信仰的真實和合理性，以改變傳統華人對基督教的負面印象，促進信仰的接受度和傳播。再者，本文闡述了滕近輝通過歷史和社會貢獻、聖經的權威性，表明基督教信仰在華人現代處境中的適應及其價值。此外，他強調科學與宗教並非對立，引用科學家的觀點及考古發現、天文和物理等現代科學，論證聖經的歷史可靠和創世論的合理性。他的方法貼近華人處境，為福音派在社會中的傳播提供了一種對話策略，增強其在理性和文化處境中的本色化模式。

儒學發展至明代中葉，在「三教合一」的潮流下也催生出具有變革意義的陽明心學，王陽明的心學在極大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由此也帶來了晚明儒學宗教化的變革契機。在儒學宗教化的過程中，由理論形態的儒學向實體形態的儒教之轉變，極大程度是上藉由工夫之催生。泰州學派的顏鈞創立「七日閉關法」並在家鄉建立萃和會，進一步將儒學與宗教相結合。而陽明後學林兆恩亦在此一時期創立「九序心法」並成立三一教，最終完成了化儒學為宗教的變革。可以說萃和會與三一教的成立都是基於「七日閉關法」與「九序心法」，可見晚明儒學宗教轉向的重要環節即在於工夫的宗教化。

古今中外所有走在宗教聖地的朝聖者，幾乎都有共同歷程。在旅途中，朝聖者透過實際體驗得到對生命的觀照。即便網路時代許多活動可虛擬完成，朝聖模式還是得靠實踐方式進行。佛教經典《華嚴經‧入法界品》便是藉由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呈現一段經典的朝聖故事。
　　對〈入法界品〉的討論，許多研究方法以文獻學與思想史進行。本文嘗試從宗教學的角度，以六十華嚴為本，參考法藏《華嚴經探玄記》的解析。將善財童子放在朝聖者的框架，從朝聖者視角走進〈入法界品〉的風景。透過他所遇物質與情境的感官體驗，發現宗教精神與生活的對應性。

明清之際，在華傳教士對中國祭祖祀孔禮儀的不同態度，引發了「中國禮儀之爭」。這場持續百年的爭論深刻影響了奉教士人的命運與觀念。奉教士人憑借特殊的身份和經歷，塑造出獨特的禮俗觀念。這一觀念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中西學統的交流對話是重要基礎，它促進了儒家士人與耶穌會士的相互了解，催生了以傳教為目的而適應中國文化的「耶儒」，以及借西學補儒學之不足的「耶儒」。耶穌會士與奉教士人的默契配合也是關鍵因素。雙方在傳教事務與應對質疑中相互協作，共同打磨著奉教士人的禮俗觀念。而神聖信仰與世俗權力的交鋒，則為奉教士人禮俗觀念的形成指明了最終方向。羅馬教皇代表的教權與中國皇帝代表的皇權在爭論中的態度差異，直接影響著奉教士人對自身信仰、文化身份和禮俗實踐的認知，促使他們不斷調適禮俗觀念。總之，「中國禮儀之爭」下奉教士人禮俗觀念的形成，是文化交流、人際互動、權力與信仰相互作用的結果，研究這一現象既有助於深入理解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複雜狀況，亦有益於促進當代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