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期

本文從「擬古」與「托喻」兩大角度，深入探討江淹〈遂古篇〉的抒情詮釋。〈遂古篇〉摹擬屈原〈天問〉，透過觸類廣引的寫作模式，以大量典故託喻寄情，展現出江淹在南朝文學中的創作特質。在研究策略上，先以回顧南朝「元嘉體」與「永明體」的文學風氣，進一步分析江淹的藝術風格，論證其擬古詩非但不是贗作，反而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本文聚焦〈遂古篇〉對〈天問〉的延伸與補充，在思索並回應古代神話及歷史疑問的同時，更能顯現江淹對楚系神話的思維理解。並藉此分析江淹書寫〈遂古篇〉時，對〈天問〉擇其典故的意圖、投射與應用。進而剖析江淹以神話入題所隱藏的符號面紗以及抒情詮釋的概貌，窺探江淹如何創造情景交融的美學意境。江淹的擬古詩實現了古今對話，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承繼了屈原的創作理路，亦表現出他對於人生境遇、時代變遷、歷史與自然的深刻省思。

共工在神話傳說與古史的記載裡形象紛雜歧出，其中因司馬貞《補三皇本紀》的傳衍，後世對於共工的認識，泰半停留在與顓頊爭帝位，怒而觸不周之山的亂臣諸侯形象。然而若爬梳先秦史料，《國語》將共工列入聖王的祀典，《禮記》更標舉「共工氏之霸九州」，此說影響了《漢書・古今人表》、《白虎通德論》與許懋《封禪議》，認為共工氏為上古聖王。若梳理共工在古籍史料中的形象，呈現兩種極為分化的詮釋：一種是於民有功，居上古帝王位；另一種則是於民有害，為諸侯亂臣或四罪。本文的研究動機乃出於：羅泌身處南宋，面對如此分歧的史料記載，是如何統整前說，進而書寫長達三百餘字的〈共工氏傳〉，詮釋「共工」在古史中的定位？羅泌繼承司馬貞之說，將共工視為作亂的諸侯，是在何種動機下選擇替亂臣立傳？此外若從敘事結構來看，〈共工氏傳〉與〈蚩尤傳〉亦有其雷同性，兩者的關聯為何？本文的論述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先梳理《路史》以前，共工形象的演變，進而探究〈共工氏傳〉的形成及其與〈蚩尤傳〉的關係。本文除了試圖呈現羅泌對共工史料的詮釋，及其如何看待共工在上古史中的定位。也企圖以較為宏觀的角度思考神話人物歷史化後，促使上古傳說與歷史敘事產生變化的背後原因。

章太炎作為晚清民初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其學術著作多端，
且誠如陳平原所說，他是「從開天闢地一直說到眼皮底下」，既說到「開天闢
地」，則必然涉及上古神話，唯過去學界對「神話」之學術史研究，多以梁啟
超或蔣觀雲作為開端，而對章太炎有所忽視。事實上，章太炎的神話觀雖非
「為神話而神話」的建構，然而細繹其說，實際上已有後來「神話」之學術
思想發展的雛型，換言之，若我們將視域置放在中國神話的研究起點，則章
太炎為我們所不得不關注的對象。本文便是以此為問題意識，試圖透過追溯
章太炎如何定位神話，以對「神話」之學術史的發展，有更為通盤的理解。

文昌帝君為民間公認的司祿之神，「行善積德」是文昌信仰的核心，看
似具有功利思想的「陰騭」觀念，透過民間宗教深入民心，促使人們願意修
己利他、救人急難，將道德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
使人產生道德動力並非易事，「靈驗」經驗使人將神明諭示「信以為真」，
對於神明產生景仰信服的心理。文昌信仰與梓潼信仰具有重合神性質，在星
辰信仰與地方神信仰各自發展與融為一的過程中，文昌帝君確立了神位高度
與職掌，也獲得官方的正祀推廣。
《文昌陰騭文》飛鑾開化的神聖應許，以及民間善書推波助瀾，靈驗故
事不斷的積累傳播，致使人們相信積德與神佑的連結。
儘管科舉時代已經結束，但民間信仰「合緣共振」的特性，「陰騭」觀念
仍然存在於華人觀念之中。行善積德混合在三教觀念中，成為民間宗教的集
體潛意識，已經模糊化行善目的功利性，人們無法區分行善的動機是出自道
德或是求利，道德在利他行為之中已獲得證成。

《山海經》全書雖然只有三萬餘字，但內容卻是包羅萬象，舉凡自然物種、民族世系、山川祭祀等，無不述及，因此研究者們會對《山海經》開展出不同的研究面向，其中亦有對書中的動物作深入考究，而本文是將研究的主題聚焦在《山海經》的魚類動物，針對魚的書寫紀錄跟象徵意義，作更深入的分類、剖析與闡釋。首先會進行全書的爬梳，找出跟魚有關的紀錄，之後再依照內容進行歸類，並進一步分析《山海經》中有關於魚的書寫方式，及不同分類時的記述差異。在分析魚的象徵意義時，會對魚所蘊含、借指的概念及意涵進行溯源。藉由分析魚跟水及北方（顓頊、冬季、幽冥）三者的共通性及連結性，歸結出魚所具備的象徵涵義，由此解釋《山海經》中，以「魚」為「符號」的象徵指涉（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