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期

本研究旨在整合天帝教神職、教職與同奮各方當事人之奮鬥態度與資訊整合理論（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IIT），建立一套以態度三向度（認知、情感、行為）為主軸的結構模型；並透過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視同奮在「五門功課」、「院務工作」、「學習內涵」及「涵養教財」等多重實作情境中的認知理解、情感（幸福感）體驗與行為投入之交互作用。
研究對象為各教區之各方當事人，採便利抽樣法與滾雪球抽樣法發放「天帝教同奮對各項使命、修持與院務之態度調查表」，共回收有效樣本N = 200。預期依據I–R–O轉化框架：投入（Input）—轉化（Throughput）—產出（Output），驗證得知(1)四個觀察變項之認知對情感（幸福感）有正向影響；(2) 四個觀察變項之情感（幸福感）對行為投入的中介效果部分不顯著；(3) 以SEM導出各潛在變數間之權重與路徑係數。
研究成果不僅提供宗教心理學及以認知對情感（幸福感）的形成與行為實踐之新詮釋架構，亦可為天帝教推動教政、規劃同奮修持實踐及優化奮鬥實作，提供實證方向與依據。

本論文探討神智學運動，特別是其核心人物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與繼承者貝莉（Alice Bailey），在現代身心靈領域中的延續與影響。透過分析其主要教義，如靈性進化觀、七道聖光系統與宇宙階層論等，本文揭示這些思想如何為當代新靈性運動（New Spirituality）提供靈性分類與療癒實踐的理論基礎。神智學藉由對印度教與佛教思想的重構，塑造出一套兼具神祕主義與普遍主義的靈性宇宙觀，進而促成現代靈性心理學與能量療癒模式的興起。然而，這種重構也引發去歷史化、文化挪用及優生思想傾向的爭議，尤其在跨文化與後殖民脈絡中受到批判。本文指出神智學雖具有現代性與心理學語彙的前瞻特質，卻也深受靈性消費主義與市場邏輯牽引。總結而言，神智學在當代表現形式中的雙重面向――靈性解放與商業化收編――凸顯出它作為一種現代宗教與文化實踐的深層張力，值得在宗教學、文化研究與靈性研究中進一步反思與探索。

本文以司可福及其《啟示錄》註釋與函授教材為中心，探討時代論終末思想如何在民國中國經由翻譯、出版、神學教育與教會網絡而被傳播、接受並制度化。司可福的重要性在於其前千禧年時代論內容本身，更在於他將《啟示錄》詮釋轉化為一套可普及教導、反覆操練並持續流通的宗教知識系統。司可福在華人教會中的影響，主要經由成寄歸等人的翻譯、推廣與制度化運作而形成，並在中國教會中被重新功能化。在末世論內容上，司可福的《啟示錄》詮釋呈現出高度系統化的救贖歷史敘事、鮮明的災前被提與前千禧年架構，以及教會與以色列的嚴格區分，並藉由末世審判與國度實現，重整信徒對歷史、苦難與教會身分的理解。本文據此主張，司可福本人雖未來華，卻長期構成華人保守福音派末世想像的重要思想資源。

本文旨在探討宗教經驗如何形塑幸福觀。當代幸福研究多聚焦於心理或社會層面，然而涵靜老人於天帝教信仰實踐中，展現出超越個人快樂、強調使命感與群體救度的獨特詮釋。
研究首先梳理涵靜老人的宗教思想，揭示其「捨身奮鬥非為我」與「精神重建、道德重整」所蘊含的深層幸福觀。其次，透過「信、願、行」的宗教實踐，分析其如何為個人提供安頓、目標與價值實現的心理基礎。進一步結合天帝教《天人文化聖訓》所提及的「四大意識層」、「心性系統」與「靈意網路」等架構，闡明幸福感並非單一心理狀態，而是心靈與靈性層面的多重互動。尤為關鍵者，即在「天人親和」的境界中，個體經驗常呈現爆發性的幸福感，如獲天助般的圓滿充盈。
本研究嘗試整合信仰實踐、意識深化、心性涵養、靈性共振與超越經驗， 提出涵靜老人幸福觀的核心架構，並指出宗教修持如何增益幸福感，藉以回應當代社會對靈性生活與生命意義的迫切需求。

《莊子》一書的精華在內篇，而〈齊物論〉則是內篇的環節，如果這個環節打開了，那麼內篇的主旨便可以明朗化，莊子的齊一觀便能夠彰顯出來。
〈齊物論〉包含兩個意涵：一是由認識論提出言論的齊一，此莊子建構了「言」、「知」、「心」、「道」的認知系統；二是由修養論提出萬物的齊一，此莊子則從「道」、「德」、「化」三者的境界上立說。
莊子除了體現老子的道德觀之外，還融合了兩者，產生一個獨特的「化」思想，凸顯道家修養的境界。

玄天上帝作為道教與民間信仰中的重要神祇，其神格形象歷經星宿崇拜、道教體系化與明代皇權推崇而逐步成形，呈現高度複合的信仰樣貌。既有研究多從歷史考證或宗教信仰分析出發，說明其神格的形成與正統化歷程，然而對通俗文學的敘事如何參與信仰理解與神聖性建構，關注相對有限。
　　本文以明代神魔小說《北遊記》為研究對象，從文學敘事的角度，探討小說如何透過出身志傳的書寫，重構玄天上帝的信仰邏輯與神格正當性。
　　《北遊記》並非被動反映既有信仰，而是主動進行了一場神格的敘事建構。小說將抽象的宗教倫理，轉譯為「罪業」與「修償」的具體情節；透過肉身受苦與降魔收將的程序化展演，將神聖權威從「先天賦予」轉化為「歷劫證果」的動態過程。此一敘事策略，不僅使神格正當性在受苦結構中得以內在化，更將個體修煉延展為對宇宙與社會秩序的宗教想像。
　　因此《北遊記》不應只被視為通俗文學文本，更是一套宗教敘事實踐。透過對信仰要素的重新排序與詮釋，賦予了玄天上帝形象具體化、倫理化與可理解性的現代特質，深刻凸顯了文學敘事在宗教信仰建構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主動介入者與意義詮釋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