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期

佛教對人們生命存在著「煩惱」（梵語duhkha之意譯，又稱作：苦）的現象，實在非常重視，佛陀的教法就是圍繞著「煩惱」，而建立起法義與禪修之解脫道，視其為立教的根本。例如現今流行的馬哈希之內觀、正念的觀法，即揭示：透過禪修的練習，可以令身心靈獲得轉化，對治煩惱與不好情緒的產生，使生活獲得調適，進而臻至自我超越之美境。因此，「正念禪修」已成為許多大學通識與推廣教育的課程，希望藉之培養學生釋放身心靈壓力與學會自我療癒能力，以便創造出更好的學習狀況及人生觀。所以本篇論文即選擇以馬哈希禪法為立基點，看其相對應的煩惱概念與正念禪修方法，如何運用通識及推廣課程之中，並瞭解其實行的課程特色。

曼陀羅在宗教與哲學傳統中長期被視為象徵宇宙秩序與心靈整合的圖像結構，近年亦廣泛應用於心理療癒與藝術治療領域。面對現代人內在不安與心靈分裂的挑戰，本研究探討曼陀羅作畫與靜心歷程之間的關聯，並結合文獻分析與筆者個人實作經驗，呈現曼陀羅作畫作為一種心理整合與靈性修習之可行性與實踐潛能。研究指出，透過對稱、平衡與界線的創作原則，個體可於圖像結構中進行自我觀照與當下覺察，促進內在秩序之建立與情緒轉化歷程。本文主張，對曼陀羅的理解不應僅止於符號解釋或理論認知，唯有透過實際參與以及持續實作，方能體會其作為內在安頓與靜心媒介的深層價值。綜合而言，本研究旨在促進曼陀羅作畫於心理與靈性層次的應用探索，並拓展其於宗教、神經科學與藝術實踐等跨領域研究中的發展可能性。

生活中遭逢各種境遇，自然產生的各種正負向情緒，其中負向破壞性情緒，又常讓生命陷入低谷，且影響生活的流動及順暢。佛陀以「苦、集、滅、道」四聖諦，助人理解無明迷執與解脫煩惱不同因果。其中，如恐懼、佈畏、憤怒、煩憂、悲傷等負向情緒對人的惱害，如何實踐「煩惱即菩提」，將困擾轉換成建構「逆增上緣」的解決問題方式。
　　本文試由設計思考原理，將其運用在《華嚴經》，藉由善財五十三參的人生設計實踐，以七個面向進行探究，包括「一困擾轉成自在的哲學諮商、二人生設計與鍛造人生原型、三善財參善知識的同理（Empathize）、四善財菩薩行的定義（Define）、五善財擬專案的發想（Ideate）、六善財造跨域的原型（Prototype）、七善財文普會的測試（Test）」。首先，覺察善用個己在回應人或環境的各種關係中，面對困境與五根所產生各種的情緒數據材料；其次，思惟在習焉而不察中，以微觀鉅觀、對立統合、分析綜合等鍛鍊辯證思維覺察力，反思破壞性思維及實踐，對個己及他人的影響。再次，以生命的設計思考，改變困境對應負向情緒的連環迴圈中，持續學習領導自我與不斷創新，需具足智慧與勇氣的大悲力；最終，能在實踐跨域統整的學習，獲得生命自在與永續的身心安穩。

清末以降，臺灣民間宗教活躍發展，善堂與鸞堂廣泛成立，除了宣講以因果報應故事為主的善書，亦有透過扶鸞儀式著作而成的鸞書。清末期間，澎湖馬公的舉人和生員組成普濟社(後更名為一新社)，定期從事扶乩與宣講活動，這些地方上的文人學士透過通俗的因果報應故事及宗教倫理教義，以匡正人心，《覺悟選新》正是當時背景下的產物。該書的著作時代跨越了清代及日治時期，也是最早在澎湖所撰作的鸞書，可見其所代表的特殊意義。其內容涵蓋德行修養、戒除鴉片、慈善濟貧等多重面向，體現宗教文本所承載之多元社會功能。本文擬從宗教倫理與社會實踐的角度切入，探討《覺悟選新》如何透過神諭書寫，並結合鸞堂行動回應時代及社會議題。首先梳理清代以降鸞堂及鸞書發展，檢視當前《覺悟選新》的研究概況，再就書中三大議題：一為針對賭博、淫逸、械鬥等社會陋俗的批判所體現的德行教化；二為「扶鸞戒煙法」所推展的反鴉片運動及其成效；三為慈善救濟的制度建構及具體措施，剖析《覺悟選新》如何將傳統道德轉化成宗教倫理對民眾進行修身勸善的教化，以及面對當時社會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以明該書在當時澎湖宗教結社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會實踐上的重要功能。

晚明時期，佛教界曾掀起一場激烈的論諍，論諍的焦點，在於當時的交光真鑑在對《楞嚴經》「十番顯見」的經文進行詮釋時，提出了其個人獨家的主張——「捨識用根」之說。此說一出，立即遭到諸家強烈的批駁，尤以天台宗人為最。當時台家的幽溪傳燈，特別針對此主張而撰作了《楞嚴經圓通疏》與《楞嚴經圓通疏前茅》加以批駁，而稍後的蕅益智旭，也有「交光『用根』一語，毒流天下」的批評。
　　關於這場根與識之爭，筆者發現，在早期傳來的印度論典中，似乎即曾進行過相關的爭辯。在部派佛教所關心的重要課題中，即曾有所謂的「識見」與「根見」之爭。當時同屬有部的世友與法救二人，便曾分別提出「根見」與「識見」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
　　關於印度佛教與漢傳佛教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竟不約而同地都曾針對識與根進行過爭辯一事，不得不令人感到好奇。究竟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中、印的佛教論師對於有關根與識的課題，雙方關注的焦點是否有共通之處？又各自特別關心哪些方面？而這些異同之處，又各自顯現出何種意義？
　　本論文即擬針對早期傳來之印度論典中，有關「識見」與「根見」的爭辯進行考察，並與晚明時期針對在中國流傳已久之《楞嚴經》的詮釋所引爆的衝突進行比對而觀，以尋繹出中、印兩地對於佛教基本課題之根與識，在關注上的異同之處。在印度傳來的論典部分，以《俱舍論》為主，而漢傳佛教的部分，範圍則限定在交光真鑑與幽溪傳燈對於《楞嚴經》的注疏。

梁啟超的《新民說》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特別是對現代中國公民意識的形成。他面對晚清政局危機，強調要振興中國，必須改變傳統儒學過於強調私德的框架，推崇以「公德」為核心的現代公民責任觀念。他認為國民應具備對國家和集體的責任感，這是實現國家富強的關鍵。
　　梁啟超「公德」說的概念，其實南宋時代的陳亮也曾觸及。他還因此於南宋淳熙九年至紹熙四年（1182-1193）之間，向朱熹提出一連串的質疑。這場學術史上的重大辯論，傳統往往聚焦於王霸義利、三代漢唐、天理人欲、成人醇儒等議題上討論；其實陳亮向朱熹質疑之處，主要在於當時興盛的道德性命之學過於閉塞，只強調個人修身養性，卻忽略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只強調天理的價值，卻抹殺了人道的參與。他主張人應該在現實生活中積極參與公眾事務，而非僅依賴理論的修養。
　　梁啟超與陳亮雖然所處的時代背景截然不同，但兩人都重視公共責任感的參與，都試圖通過改革儒學來應對當前的社會與政治危機。傳統對於陳亮的評價，大多僅著眼其事功上的言論，卻未深入探討其何以如此重視事功的時代關懷，甚至因此視之為功利之徒，批評其思想的駁雜歧出。在與朱熹的論戰中，陳亮明顯屈居劣勢。本文欲透過「論公德與人道之彰顯」和「論道德之經與權」兩部分，借梁啟超的觀點來重新釐清陳亮學說的核心。總體而言，梁、陳二人的思想代表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兩股重要力量：對傳統儒學的批判，與對國家公共事務的強調。他們的思考不僅是對過去的反省，也是對未來中國建設的啟示。